温州在十字路口徘徊！
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曾经高度归纳温州的发展存在着“三个难以为继”：产业发展难以为继；要素难以为继；环境承载难以为继。代市长邵占维也坦言：温州经济发展中存在着诸多的“先天不足”和“成长的烦恼”。
那么，今后五年，温州将遭遇哪些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和“成长的烦恼”呢？这些烦恼有些不是温州独有的，只是因为温州率全国之先完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所以，温州也就比别人早一点遭遇这些烦恼。“海上温州”思考良久后，决定把它命名为今后五年温州发展过程中将遭遇“八大迷局”，仅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时参考。
一、企业继续大量外迁
温州是一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方。所以这“先天上的不足”就是温州缺少能够建立大工业所需要的宝贵的土地。在未来五年国家宏观调控不可能减轻的情况下，温州企业用地之难，将进一步加剧。在确保现有10万亩良田用来做农业耕地的情况下，温州的各级政府已经无地可供。企业为了寻求发展和壮大，必将走向国内。
温州企业外迁的第二个理由是，温州的商务成本逐年增加，所以，迫使更多制造业向内地转移。
当然，也会有一些企业因为水土不服而迁回温州。大趋势是：迁出的多，回来的少。
二、“老三”地位难以确保
建国以来，温州在浙江的地位一直是老三：杭州是省会城市，宁波是计划单列城市，温州从人口和经济总量来看，排在老三。但是，今后五年，温州将被绍兴和台州超越而过。
2006年，绍兴的人均GDP为4800美元，已经超过温州（3000美元）。台州的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也超过温州。这仅仅是一个数据。
今后五年，是绍兴、台州与温州大比拼的时期。来自省发改委的领导说：绍兴赶超的目标是宁波不是温州，这就是说，绍兴人已经基本上越过温州的杠杠；而台州所有目标的制定，都是针对温州的。就在温州的一些牛逼哄哄的企业和部分官员洋洋得意的时候，10年之后，连嘉兴、湖州和金华也将全面超越温州。届时，温州的经济地位将沦落为全省第九？
你也许不会相信。
三、贸易“壁垒”牵制出口
西班牙火烧温州皮鞋。土耳其在制裁温州眼镜。俄罗斯在向温州人敞开一个大大的灰色陷阱。过去五年中，世界贸易局势风云变幻，这让代表“中国制造”最先走向世界的温州货，很是受伤。
温州眼镜行业人士这样说：如果没有贸易壁垒的话，不管成本、产业链的成熟度还是产品投入市场的周期，对手只有温州自己。但土耳其配额限制，实行最低限价后，相当程度抵消了成本的优势：镜框最低限价4美元，太阳镜最低限价8美元，土耳其各种税加起来是35%左右，也就是说，一副眼镜到土耳其成本最低也要增加1.4美元，甚至都超过有的眼镜本身的成本。即便如此，中国的眼镜在土耳其仍然有竞争力，所以终于发生了多次“保障措施调查”。
眼镜行业是这样，其他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无不如此。
温州在同贸易壁垒的斗争中，成长了自己。这个成长，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国内职能部门帮助我们来完成的。可是，温州人只相信自己。不相信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们。
相信自己的温州人，今后五年，还将迎来更多的跨国诉讼。
四、行业商会举步维艰
行业商会被认定为“第二政府”，它承担着政府部门无法承担的各种繁杂而锁碎的任务。这应该算是九十年代最有温州特色的产业特征。随着温州的行业商会基本上完成开疆辟土和建章立制之后，要想深入发展，行业商会无一例外的碰到了强大的敌人。
这个敌人不是外人，就是温州强大的政府职能部门。比如说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等等强势部门。
国内媒体曾经报道说，温州有一个商会，原想对本行业做一个彻底的行业调查，然而在操作过程中却屡屡碰壁。一般企业申报会在工商局登记备案，但工商局并没有向商会提供详细资料的义务，也不愿意向商会提供资料和数据。该秘书长陷入尴尬：一个行业商会，却无法掌握全行业的相关数据，那怎么存在下去？
如此困惑，在温州众多商会中普遍存在。当一些欠发达地区还不太了解商会时，当内地一些地方不可思议于温州连一根拉链都要成立一个商会的时候，当外埠纷至沓来参观、考察温州商会经验的时候，经历20余年发展的温州商会本身，如今正陷入先行者的烦恼……
这个烦恼就是：商会的发展已经到了可以与职能部门分庭抗礼的时候，职能部门会放权么？会割肉么？
答案已见分晓。
五、贫富差距继续拉大
温州是浙江省贫富差距最大的一个地区。
你可以看到：苍南有个繁荣发达的龙港，还有20多个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的贫困乡村；永嘉有瓯北那样富甲一方，也有四川、碧莲那样穷困、萧条的乡村；温州有进入全国百强的乐清、瑞安，也有贫困如文成、泰顺那样的欠发达地区。
四年前的2003年，温州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548元，比上年增长9.0%，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89：1,比上年的2.87:1有所扩大。而2003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18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431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3：1，显然温州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大于全省平均水平。
2006年呢？温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806，在全国仅次于深圳（21494），温州农民人均收入大约为9000元。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农民人均收入9000元中，有一部分是温州靠近城镇的农民，土地征用补偿、房屋和土地租金以及入股分红等收入快速增长。这部分收入占大头。温州还有大量偏远山区农民无缘农业之外的收入。所以说，越是到了扶贫攻坚阶段，城乡差距必将越来越大，贫困也像癌细胞一样，很难割除。
六、金融风险笼罩银行
事实是：大量温州银行贷款通过各种渠道、以不同方式进入外地房地产行业，“如果泡沫一下子破裂了，风险谁来承担？”温州银行业人士对此表示担心。
早在2006年5月，温州银监分局曾召开过贷款风险情况紧急通报会，向各商业银行作风险提示，要求各行在当月完成对现有房地产开发贷款的自查。那时，温州银监分局就已经发现了温州存在房地产贷款高度集中，以及银行违规向房地产公司放贷等问题。当时，温州全市房地产贷款达308.4亿元，占全部贷款的20.3%。各商业银行还违规对自有资金不足的房地产企业发放贷款，致使风险进一步凸显。
也难怪银行对一些效益好的‘黄金客户’争相掠夺，他们对于“监管的事”，对于风险也就放一边去了。海上温州了解到，温州目前共有420家房地产开发企业，注册资本在5000万元以上的仅有十多家，占总数的3%左右。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投资资金来源中，自有资金占比约7%，比浙江全省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2个百分点。“贷款已成为房地产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其90%左右的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银行贷款。”温州银监分局人士评论说。
银行业内部人士说：这里边蕴涵的风险和猫腻儿一旦暴露，那会十分恐怖，可能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七、生活成本普遍提升
温州是国内除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中城市之外，少数几个房价超过万元的城市之一。与温州同一类型的城市青岛，因为房价失控，导致市委书记杜世成被中纪委双规之后，据说青岛的房价正在趋于平稳之中。
那么温州呢？
官方与开发商比较统一的说法是：温州有民间资本近3000亿元，温州人普遍有钱，所以，是千千万万有钱人把房价给抬起来的。
近日，国家建设部明令：房价失控，应该追究行政一把手的责任。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针见血的指出：是官商勾结抬高了房价。那么，我们请问：温州房价之高是否有官商勾结的现象存在？
九三学社中央在全国政协大会上提出，房价过高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一个突出问题，不但抬高了城市商务成本，降低了竞争力，而且扩大和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成了社会矛盾最集中和最易激化的导火线。
如果今后五年，温州的房价还是以每年10%的速度上升，那么，温州的城市竞争力何在？人民的生活质量何在？贫富差距怎能不越来越大？
八、作风转变缺少动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温州人建市场的黄金时期。那时候，温州的十大市场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温州的十大市场到哪里去了？到哪里去了？
在义乌。
在浙江中部一个什么条件都比不上温州的山沟沟——义乌。
今天的义乌小商品世界，是中国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今天地球人要研究市场，要到义乌去看。可是，义乌市场的先驱者却说：温州人是我们的导师。
此话不假。据说，今天义乌市场上有五分之一的经营者就是温州人。
为什么温州不能缔造出一个义乌？
为什么温州人要到温州之外去帮助别人建市场？
答案据说是五花八门的：一是温州的干部不太友好；二是温州的税负太高；三是温州的政府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如果这些话说的准确的话，那么，温州的效能革命还是不能停顿下来呀。
党代会号召温州要实行“第三次跨越”。海上温州曾经撰文说：第三次跨越，干部作风的转变，才是关键。
“扎扎实实、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干部作风，能在温州大地上出现么？
